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上海)

南京在煎熬和期待中加入松绑限购的阵营中来，这一限购令已经在南京实施了三年零七个月。

昨日（21日）下午5点左右，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市政府关于保持我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其中有七项新规。第三项中明确提出，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全市范围内从即日起购房不再需要提供新购住房证明。

数据显示，南京楼市库存已经达到51314套，这是近27个月的高点，松绑限购此时应声而出。

综合多个消息源可以看出，南京的多个开发商翘首以盼放松限购，不过，他们并不认为南京会在第一时间放开。“此前一直有许多城市纷纷放开限购，我们认为南京会在较晚时间松绑。”南京当地的一位开发商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称。

对于此次松绑，南京房地产促进协会秘书长张辉表示，这次新政涵盖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土地供应、住房供应、信贷政策、价格管理、市场监管、引导消费等7个方面的内容，符合南京房地产市场运行的具体情况，有利于完善现有调控政策，促进市场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南京林业大学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孟祥远对媒体称，南京之所以在本月取消限购首先是因为限购在南京已经失去了控制房价的理由，而且南京楼市的库存已经达到了严重的供过于求的状态。当全国陆续取消限购之后，南京的保守已显得比较另类，此时取消限购具备正当性与合理性。

南京的限购令出台于2011年2月19日，南京出台了地方版限购令。这一年，南京楼市的成交十分冷清。

限购之后，市场反应强烈。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2年两年间，南京楼市成交量分别为37679套及72812套，其中，2011年的成交量同比2010年下跌23.6%，而2012年同比2011年数据则上涨93%。

不过，梳理南京历年市场成交数据可以看出，限购令出台的前一年，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为4.9万套，限购令出台后当年成交为3.8万套，直接锐减了1.1万套。

此后，2012年南京全年成交量反弹到了7.3万套，到了2013年更是放大到了9万套。

库存压力正在成为南京楼市最大的难题，11日，南京市的商品房库存还在4.8万套左右，昨天，楼市库存已经达到51314套，这也是近27个月的高点，离历史最高位5.5万套仅差3000多套。

库存高背后是贷款难的问题，南京均执行认房又认贷的标准，首套房贷利率普遍上浮5%~10%。

“这个市场不好做，非常难做。”销售排名TOP10以内的一位开发商对记者称，他们在长三角均拿了地，跟其他城市相比，南京的购买需求并不旺盛，这个市场过于理性，弥漫着一股观望情绪。

张辉认为，这轮限购松绑，南京很难出现房价过快增长的情况。“限购的取消，具有市场供应充足的基础条件，目前全市住房库存5.1万套，今年土地供应增长25%，完全可以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不会导致房价过快增长的情况。”

尽管专家对南京楼市后市较为理性，不过，从此前多个松绑的城市来看，一些城市还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反弹。

杭州在今年8月下旬彻底松绑，来自透明售房网的数据显示，8月绿城在主城区的网签销售金额超过18亿元，领先于万科的8.59亿和滨江的7.3亿元。

“豪宅这块的成交很明显被拉动，说明很多高端人群此前被限购令拒之门外。”杭州透明售房网研究院院长方张接表示。

同样是实体经济比较发达的温州，今年7月底，楼市松绑。温州市住建委统计数据显示，温州市8月份二手房市场交易出现增长势头。8月温州市成交2464套，同比上升7.27%；市区销售1288套，同比上升20.04%。

“要从一个较长的周期来观察本轮松绑对楼市的影响，现在都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些成交是存量的可能性更大。”方张接称，不得否认的是，这是对楼市发送的一个积极信号，如果后续信贷政策能跟上，楼市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小阳春”行情。

值得观望的是，目前仅剩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三亚等6个城市限购政策未做调整。

 

������8������率标准，要求各国金融监管当局进一步推进落实场外衍生品改革，要求金融稳定理事会在布里斯班峰会前全面完成影子银行监管框架的核心要素。会议还强调将继续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作为G20的关键优先议题，并敦促美国在今年底前核准2010年IMF改革方案。

楼继伟在会上介绍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他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平稳增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1-8月就业情况良好，但同时也面临增速放缓的压力。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将继续着眼于综合性目标，特别是保持就业增长和物价稳定，不会因为单个经济指标的变化而做大的政策调整。从财政政策来看，中国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进一步给小微企业减轻税负；二是通过政府和社会部门合作（PPP）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等领域；三是继续坚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36项具体改革任务中，财政部门牵头负责70多项改革，并参与落实100多项改革。近期一项重要改革进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8月31日通过了预算法修正案，提高了对预算完整性、透明性、前瞻性和纪律性的要求，新预算法将于2015年1月1日起实施。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不断推进国有企业、户籍制度、农村土地等领域的改革，这些结构性改革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对主要通过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充满信心。

关于促进基础设施投资问题，楼继伟表示，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经济刺激措施提振了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地方政府债务增加等问题，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公共财政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要求。财政部将这一要求与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存量结合起来，积极发展PPP模式，主要采取三方面措施：一是面向社会推出了80个PPP项目；二是成立了PPP中心，主要负责提供不同行业的PPP项目标准文本；三是对地方财政进行培训，推动各级官员转变观念，并指导其分类开展PPP项目。中国政府将沿这一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断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和质量。

周小川行长支持G20各成员为实现增长目标在就业、投资、竞争、贸易等领域推动改革，并着重从城镇化和服务业两方面介绍了中国结构改革的经验。关于城镇化，周小川行长指出，中国目前城镇化比率为55%左右，意味着45%的人口仍居住在农村地区，城镇化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政府着力推动新型城镇化，作为中国增长战略的重要一环。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传统的大城市建设，后者往往伴随着污染、拥堵、贫民窟等严重的城市病。推进新型城镇化，首先要求减小城乡差距，在将农村人口转化为潜在城市人口的过程中，在税收政策以及养老、社会福利、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上明确相关的保障措施。其次，还要解决城镇化的融资问题。这需要金融部门的大力支持。将来要通过进一步改革解决地方政府筹资问题，弥补地方发展的资金缺口。关于服务业，周小川行长指出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有所提高，2013年达到46%，但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仍然偏低。目前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首先在于转变观念，认识到公共服务亦可由私人部门提供，逐步放宽对服务业的管制。其次是重视对服务业发展的资金支持。以往商业银行、资本市场都偏重对制造业领域的支持，现在也要改变思路，积极支持服务业发展。中国通过加强银行体系、深化金融市场支持城镇化推进和服务业发展的经验，愿与其他国家分享，提供参考。

周小川行长还表示，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应对危机和增强金融部门抗风险能力上的工作富有成效，为Ｇ20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中国央行原则上支持FSB增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金、尤其是总体吸收损失能力，减少系统性风险方面的努力。他强调在执行上应保持一定灵活性，充分考虑各国银行业和资本市场发展的不同情况。希望各国加快实施关于衍生品交易监管方面的改革并开展监管合作；不同类型的影子银行对经济的影响不同、存在的问题各异，对影子银行应作进一步分类，以更准确地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